大亚湾核电站全景。这座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商业核电站，在审批之时便因“是否合营”引发争论。2008年7月，在正式发电14年后，其还清了全部贷款，连本带息共56.74亿美元。供图/大亚湾核电站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供图/大亚湾核电站

　　1985年1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合营合同正式签字。签字的双方，分别来自广东和香港。

　　在历时7年的筹备之后，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正式启动。这个由广东、香港两地合营的核电站，既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商用核电站，亦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第二天，邓小平会见了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并称，“用这个项目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典范”。

　　“核电设想”

　　“建不建关乎政治”

　　利用核能发电，中国人曾设想了3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核电与爆破原子弹的计划，便被一同提出。但因为种种原因，前者屡屡搁浅。

　　1955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在《原子能计划12年大纲》中指出：“用原子能发电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较早提出搞核电站、综合动力系统的设想。

　　清华大学的吕允文教授曾在媒体上撰文叙述，1964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昌平建成了原子能研究基地，代号“200号”。1970年，在“200号”负责人的建议下，又启动了“03-820”工程，计划在国庆节前把电送到天安门。最后因未攻克关键技术等原因，该工程停建。

　　上世纪60年代末，华东用电告急。1970年2月8日，周恩来表态，要靠核电解决上海和华东的用电问题。

　　中国首座核电站因此被命名为“七二八”工程，但“文革”让它迟迟未开工。

　　迟迟没有进展的核电计划，甚至让中国人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遭遇了小小尴尬。

　　1984年，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会议，被安排与英法美苏四国同坐第一排，这出乎中国代表团的意料。按照惯例，坐前排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而中国内地当时还没有核电站。

　　但主办方表示，中国的台湾已有核电站，“中国有权坐在第一排。”代表团成员、时任国家和工业部部长的蒋兴雄恍然大悟。

　　“能不能和平利用核能，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2009年初，中国老一代核电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高级工程师俞洁纯，这样表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于核电发展的迫切：“美国、苏联等国都和平利用了原子能，中国建核电站却举步维艰。”

　　“苏南搁浅”

　　自主还是引进惹争论

　　按照中央最初的设想，因为华东地区缺电严重，准备在苏南建核电站，选址江苏江阴。

　　但在之后的进一步论证中，苏南核电站面临着重重困难。

　　张爱萍曾任国防科委主任，其子张胜的著作中曾提到，苏南核电站的决策，在中央引发了一场争论，就中国核电的发展出现两种意见，是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还是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

　　此外，还有人从经济角度反对苏南建设核电站。苏南核电站的造价预算为31.38亿美元，“这对于新中国少量的外汇储备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而如果贷款，苏南核电站发出的电主要销向华东地区，当时的电价每度不到1角钱，没有还本付息的能力。

　　1979年，苏南核电站被决定缓建，最终也没能搞成。

　　“广东叩门”

　　建核电站卖电给香港

　　“苏南”发展核电的大门关闭了，但中国发展核电的步伐并未停止。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告了发展核电的决心。

　　12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了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后宣布，中国将向法国购买两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

　　这两台核电机组，后来成为了“大亚湾”的起点。

　　大亚湾建核电站，是偶然，也是必然。

　　1978年5月，中国派出代表团考察西欧5个资本主义国家，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是成员之一。在法国，代表团见到了核电这种新能源。多年后提及那次出访，他仍用“大开眼界、很受刺激”来形容那种心理震撼。

　　王全国向媒体回忆，广东核电的最初设想是1978年时，香港人先提出在广东建核电站。但与苏南核电站同样，广东也面临着庞大的资金缺口，得自己想办法。且由于该省电力资源并不像华东那样紧张，广东似乎不具备建核电站的先天条件。

　　恰逢此时，美国一家公司到广东推荐核电，并提出将电卖给能源稀缺的香港收取外汇的办法，这一思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1979年，广东省电力公司尝试与负责九龙、新界供电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接触，双方对合营核电站的想法一拍即合。同年，水电部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商议建核电站的事宜。

　　经过1年的谈判，1980年12月，粤港两家公司联合编写了在广东合营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俞洁纯至今仍保存着这部可行性研究报告。在他的办公室，记者看到，5本报告共计数十万字，清晰地勾勒出合营核电站“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图景。其中详细载明，在4亿美元的注册资产中，中方出资75%，核电站建成后，70%的电量售给香港，电价为每度6美分左右，电费均用外汇支付。

　　“出资比例、电价以及售电比例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经济测算。”俞洁纯说，由于当时港币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不需担心外汇波动造成收入损失。如此计算，核电站运营15年便可还清贷款，20年的合营期结束后，核电站及收入归属中方。而销往内地的电，按照“保本不亏”的原则，最初每度定价约0.55美分。

　　在当时，中国的大项目，如此详细地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广东合营核电站是第一个。

　　“大亚湾敲定”

　　英法银行贷款40亿

　　可行性报告在1981年4月送审，此后，两家电力公司等待了20个月。

　　曾任电力工业部部长的李鹏在其核电日记中提到，审批过程中，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论证是否建立合营核电站，争论激烈。

　　部分支持者认为，合营基本上是无本生意，如果广东不搞，一旦香港自找出路，发展核电的机会就错过了。反对的声音则坚持，核电事业应该立足国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此外，经济测算方面也出现意见分歧。王全国接受访问时表示，有的同志不放心，一听花40亿美元，了不得，而且核电站的投资90%以上是利用外资，许多人想不通。

　　俞洁纯回忆，论证期间，邓小平多次表态支持建立广东合营核电站，并提出东南沿海至少办两座核电站的设想。

　　1982年12月13日，中国核电史翻开了重要一页。

　　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了广东核电站项目。因为选址在距香港45公里外的大亚湾，大亚湾核电站这个名字很快就在香港被叫响。

　　为什么将核电站建在大亚湾？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大亚湾核电工程总指挥的彭士禄回忆，广东电力局初步勘察了4个地点，但难以敲定。最终考察权衡后，把地点圈定在大亚湾。

　　他说，当时大亚湾距离香港、深圳均是四五十公里，且附近的海水平净，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丰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好，没有发生过地震……

　　通过谈判，大亚湾核电站又确定向法国引进核岛，向英国购买常规设备的方案，并由两国的银行向中国贷款40亿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投资金额的近9成。

　　1985年1月18日，粤港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合营合同。

　　““普核”运动”

　　案例登上教科书

　　刚刚起步的大亚湾，很快就遇到了第一道挫折。

　　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泄漏。消息传来，在香港引发了“地震”，一时间，有关“大亚湾不安全”的流言四起。当地56个社会团体发动了104万港人签名请愿，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

　　45公里外的大亚湾乌云密布。面对这股反对力量，7月，邓小平通过电报一锤定音：“中央领导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广东核电合营公司也由此开始了成立后的首次危机公关。作为首任公关处处长，俞洁纯坦言“当时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职务，但感觉压力很大，任务迫在眉睫”。

　　此后，一场规模浩大的“普核”运动迅速展开。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前往香港尖沙咀办核电展，“大亚湾距香港将近50公里，比国外核电站距离城市都远，”俞洁纯说，展览图文并茂，他们还介绍了国外核电站的运行经验。在与当地旅行社的合作下，部分香港民众随旅行团前来参观还未正式开工建设中的“大亚湾”。同时，港英政府的立法、行政部门也自行前往欧美考察核电站。

　　此后，当地媒体对大亚湾的报道开始“转向”，对核电进行了正面的介绍，民众关于“核电危险”的观念也逐渐改变，反核风波最终得到了平息。而这场浩荡的“普核”运动，也成为我国公共关系教科书上著名的案例之一。

　　与香港民众的“激烈”反映相比，内地包括大亚湾当地的群众，对这座即将建设的核电站却保持着“冷静”。

　　“内地民众一点反对的声音也没发出来。”俞洁纯分析，当时群众除了不了解核电外，也缺乏相应的“意识”。

　　“满意答卷”

　　香港检测“无辐射”

　　1994年2月，在经历了7年多的建设后，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发电。

　　据统计，至2008年底，近15年来，大亚湾核电站累计向香港售电1373亿度，占对方同期用电量的1/4.2008年7月，核电站如约还清了全部贷款，连本带息共56.74亿美元。

　　夜幕降临，与大亚湾隔海相望的香港灯火辉煌。

　　大亚湾刚刚并网发电之时，香港皇家天文台专门设立了一批检测台网，用以监控大亚湾方向的辐射变化。

　　2004年，俞洁纯参观香港天文台时，向工作人员查询这一数据的历史情况，在对方递上来的坐标图中，对大亚湾污染的检测值体现为一根横线，“无辐射污染，且十多年来没有变过。”

　　谈及此，俞洁纯露出笑容，他认为，大亚湾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