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在危机发生时离开三里岛

      30年前，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上的一个核反应堆发生了泄漏，但当地官员和反应堆负责人对这个事故都毫不知情,而且在泄漏发生之后的六年里，他们也没多了解到多少信息。

      事实上，从1979年3月28日事故发生到现在，人们对这起事故相关信息一直知之甚少，特别是缺少最关键的数据。没人知道反应堆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没人知道从里面泄漏出了什么。设计用来测量辐射强度的传感器早已被水淹没了。

      由于缺少必要的数据，人们很难做出精确的预测和正确的判断。随着放射性气体断断续续地排入大气，谁也说不清这次事故究竟有多严重。

      信息真空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事故发生那段时间。渐渐的，关于三哩岛事故的社会影响的争论已经被另一种疑虑所笼罩：萨斯魁汉纳河（Susquehanna River）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支持和反对利用核能的团体都将这次事故作为己方观点的论据，但直到事故发生六年以后，还是没有关于反应釜核心的重要数据。

      “安装在反应釜中的设备并不是用来监测反应釜泄漏程度的，即使泄漏量很少，它也不在反应釜内设备的监测范围之内。”汤姆·苏里文（Tom Sullivan）说到，“所以，现实是事故的实际情况不可知，人们一旦知道这一点就开始自己想象了。”苏里文是前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科学家，他曾负责协助应对那次灾难。

三哩岛核电站

      如果像三哩岛那样的事故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数据中心可以提供许多评估损失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说，那次事故使美国能源部内诞生了一股新的力量：一群气象学者，他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建模分析危险粒子如何在一个地区飘移扩散，被分析的粒子既有核泄漏辐射物产生的也有化学爆炸产生的。

      总部设在劳伦斯利弗蒙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大气释放咨询中心（the National Atmospheric Release Advisory Center）之前在防范核或化学事故或袭击方面的作用被低估了。在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后，咨询中心的力量才真正开始加强。三哩岛事故证明了提供足够的数据有多重要。没有可靠数据，当局如无头苍蝇。核电站负责人想弄明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公众又恐惧又愤怒。政府忙着减少灾害损失。每个人都想知道没人能给出的答案：究竟有多少无色无味无臭的放射物漏出？它们将扩散到哪里？这些疑惑影响深远的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沃尔特·克荣凯特（Walter Cronkite）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中说：“这一天史无前例，人类正面临着原子时代最严重的核电站泄漏事故带来的巨大危险和不确定性”

      这些话表明一种全新的危险已经降临到我们的世界，而我们对这种危险完全没准备好应对的衡量方式。

      另一名前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科学家马福·迪克森在O’Hare机场接到电话，之后他们马上在机场清除一块地方然后直接在那里工作。紧接着，他就登上了飞往哈里斯堡的飞机并且立即卷入了危机应对事务——向决策者说明状况。

      同时，苏里文则回到利弗蒙开始在计算机上工作。“大型计算机在实验室的另一边，当时我们没有电子信息传送，人们抱着大卷的磁带在实验室里奔忙。”苏里文回忆起那些依靠磁带工作的日子，说到“我们将信息从大计算机转到小计算机，再绘出‘地图’，然后通过传真发送，那时可真是原始。”

      即使在70年代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成功创制了一个哈里斯堡泄漏的初级模型，但这个模型漏掉了一些关键信息。“我们最初建制三哩岛模型时，甚至没有地形的相关参数。”苏里文说，“基本上说那就是一个平地社会模型。我们对此非常担心。所以在最初的48小时里，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将地形参数导入模型。”

      虽然并未引起轰动，但他们提供的模型的确对直升机和地面工作人员的实际测量提供了极大帮助。

      在利弗蒙的NARAC设备在提供精确数据方面做得更为出色，而且它们已经应对了超过150起突发事件。以前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的事情现在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实时数据共享或许不能避免围绕三哩岛事故产生的争吵，但至少它能在原子能风险评估方面提供基础数据以帮助保护当地居民。

      混乱使围绕三哩岛第二个反应堆事故进行实质意义上讨论已不可能。虽然事故确实不像一些人害怕的那样不可救药，但它的确比最初行业和政府官员们相象的严重。

      理查德·里昂在《纽约时报》封面文章中写到，大都会爱迪生公司副总裁约翰·赫本（John G. Herbein）说“在他眼里此次事故并没有太大不同寻常之处，到1974年那个工厂第一个反应堆开始运行为止类似的事故已经发生了‘两三次’。但他承认有一处明显不同：这次反应釜泄漏出的液体渗入了反应釜相邻的建筑。”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当时赫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建成仅三个月的反应堆发生了什么。

      苏立文说：“可以说那是工程学的噩梦，因为人们那时候还不清楚工厂怎样运行。”

      另一方面，对大规模核泄漏和癌症发病率上升的恐惧并没有成为现实。没有人直接因事故丧生，根据官方说法也当地也没有人被证实是因辐射导致死亡。

      虽说如此，但在事故发生当时，没人知道将发生什么，更不清楚的是三哩岛事故对核工业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公众对事故的反应是固然有理，但三哩岛的重要性或许被高估了。

      然而，事故发生后再没建新的核电站，几年后核工业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事故发生之前美国核工业已经表现出衰弱的迹象。建核电厂耗资大工期长。而且如何处理核废料一直没有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公众已经开始对政府工业体系丧失信任。

      1979年2月27日，事故发生前两个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维克就注意到了核工业有问题，特别是在其安全性评估的可信性方面。维克写到“现在核工业正在为丧失公众支持和信心付出代价，一项核能源建设项目几乎止步不前。”

      执行者们曾十分吹捧1975年一份里程碑式的安全性研究。核工业调整委员会委员马库斯·罗登（Marcus Rowden）说“发生核事故的风险和被陨星砸到的几率差不多。”但随着对调研采用的方法和对报告的中立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美国全国咨询中心被迫对报告结论做出让步。后来，198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先前的报告将核事故的风险低估了20%。

      如果核工业能复苏，受奥巴马政府支持的提升计算能力和增加透明度等措施或许将创造出一个更加理性的原子时代国家发展论述。三哩岛事故发生之后，《纽约时报》将其评论为“可信性的丧失”。

      文章中写到：“很多年来，核工业者和政府内的支持者们都坚信和能源是安全的。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是正确的。但在情绪因素的压力下，核工业发言人走得太远了。他们声称，核能源是最佳解决方案。核能不仅理论上说是安全的，实际上也是。但一系列的事故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

      “三哩岛事故让人们怎么看？这起事故或许并不是十分严重，但当安全性被过度推销，即使是最小的事故也能导致对工业安全性信任的极大丧失。结果是，一直被灌输核能源利用毫无风险思想的民众在事故发生时更难保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