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兵秣马：组建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

钱三强早就想在中国搞原子能，在他参与新中国科学“制礼作乐”的时候，实现这个想法更是急不可待了。因为他有深刻的经历和认识，“1939年发现核裂变。这一发现迅速导致原子弹、热核武器以及核潜艇产生。所有这些，对国际局势都产生重大影响”。

原子科学在中国怎样起步? 钱三强在筹划过程中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曾登门请教物理界前辈和同人，中国科学院建院后，又立即请来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严济慈、饶毓泰、王竹溪、赵广增、彭桓武等，商讨物理学如何发展，研究机构如何设置。大家最终在对中国物理学现状的看法上达成了共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必须改变人员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和科学研究脱离实际需要的局面。

1951年春，近代物理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右四为钱三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于1950年初成立，它的研究方向和任务以原子物理学和放射化学为主，发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础，为原子能应用做准备。

任何一项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兴的原子能科学技术要发展起来，最紧要的是有人和物的条件。关于人的方面，钱三强看得尤其重要，他认为中国原子科学要起飞，必须先有“领头雁”。1950年1月，钱三强亲自说服正在上海履职的老师吴有训（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教育部部长）北上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同年5月19日，政务院下达任命书，钱三强被任命为副所长（1951年2月起任所长）。

钱三强在近代物理所履职，其实比政务院下达任命书要早得多。他早早就立身近代物理所，把视线投向全国，积极物色人才。他首先盯住了两员大将，一位是由云南大学转来清华大学的彭桓武，一位是浙江大学的王淦昌。

钱三强和彭桓武回国前就有“好好一起干”的约定，回国后一度同住清华园北院七号，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又都迁居到地安门东大街一处大宅院，因院内多有花圃，喜种月季，故称“月季大院”。这里作为科学院第一宿舍，一度成了科学院的辅助办公地。在“月季大院”，钱三强凡有关科学方面的信息，都习惯向彭桓武去说，听取他的见解。从1950年2月起，彭桓武就已投入到近代物理所的筹建工作中。

王淦昌的情况稍有不同，钱三强先致信邀约，希望他能来北京共同筹划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没想到王淦昌接信后，便自费买了硬座车票赶到北京，时值1949年底的寒冬季节。他先来当面打探情况，好下最后决心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

利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钱三强把原中研院物理所、北研院原子学所、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许多骨干力量邀集到一起，参加近物所初期的筹建工作。尽管只有十几个人，但它是当时国内一个名副其实的强优结合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