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国的首枚洲际导弹半程飞行试验成功。

　　泱泱大国的军火库，究竟有哪些镇国的利器？高精尖的三军武器，又是如何被锻造出炉？展现中国高技术武器的发展历程，揭秘撒手锏武器的惊人性能，讲述跌宕曲折的研发故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个月后，1979年2月2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来到了设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在这里，邓小平参观“阿波罗”十七号指令舱、月球车和登月飞船的复制品，与科学家和宇航员交谈，最后登上模拟航天飞机，进行了一次模拟太空飞行。 他对美国人说：我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进入新的时期，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邓小平果断提出：武器装备建设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武器更新的方针是少而精、量不求大，要有吓人的力量。

　　中央决定把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卫星通信的研制试验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

　　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三抓”任务。也有人把它比喻为新时期国防科技的“三大战役”。

　　没有洲际导弹毛主席睡不着觉

　　洲际导弹，射程一般在八千公里以上，是战略核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防卫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苏联和美国分别在1957年和1959年进行了发射试验。没有洲际导弹，我国在世界军事政治博弈中就缺少了一个有分量的筹码。

　　1969年的冬天，叶剑英在视察国防科研工作时说了一件事，令大家坐立不安。

　　王永志　（时任导弹研究院工程师）：就是没有洲际火箭毛主席睡不着觉，就这么一个传达，传达下来 大家认真讨论叫毛主席睡不着觉这还了得，我们1965年不已经开始研制了吗，这已经到了1969年了，我们得加快研制。

　　我国研制的洲际导弹，采用的发动机是当时我国液体导弹中推力最大的发动机。科技人员经过集智攻关，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1971年，我国的首枚洲际导弹半程飞行试验成功。

　　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为最终检验我国洲际导弹的关键，由于我国领土领海范围不能满足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要求，弹头的落点选在了公海之上。但是， 我国所建立的陆地上的测控站无法将测控范围延伸到遥远的海上，没有测量手段，就不能获得洲际导弹的飞行数据，就无法检验它的实际作战能力。

　　早在这之前的1967年7月18日，中央专委决定为洲际导弹的试验，建造两艘两万吨级的远洋测量船，分别命名为“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来执行这次艰巨任务。

　　当时国家处于被封锁的国际大背景下，建造一种机动性强、测量跟踪和控制功能齐全、设备精良的海上测量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78年10月，两艘测量船在江南造船厂正式下水，虽然两艘测量船的船长都是从海军选调的主力舰艇指挥员，但谁也没有过远洋航行的经验。

　　朱鹏飞 （时任远望二号测量船船长）：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一定是国际航线，也很可能有些地方都是从来没有船只跑过的地方。

　　中国测量船编队在海军护航下驶出领海线，向南太平洋驶去。这是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舰队最大规模的一次远航。

　　1980年5月9号，新华社正式发布了我国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飞行试验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七度〇分，东经一百七十二度三十三分为中心，半径七十海里的圆形海域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我国远洋测量特混船队在太平洋的行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前后有十几个国家的船只、飞机在船队周围游弋、侦察、尾随。

　　臧发惠 （时任远望一号测量船船长）：在这个时候飞机也多了，国家也多了，还有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他们的起降非常方便，那个时候看他们的直升飞机方便得很，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的，一升上去呼就起来了。

　　船队指挥部开始担心，万一他们来抢数据舱怎么办。船队决定实施一次佯动，一天夜里，编队驶出预定海域，转移外国侦察船只和飞机的注意力。

　　1980年5月18日上午，特混编队在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布列开来，静候我国洲际导弹的到来。

　　此时，中国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已经准备就绪。

　　十时整，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天。按照洲际导弹的飞行计划，它以音速二十倍的速度迅速掠过我国大陆，三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八千多公里远的南太平洋。

　　此时，在导弹弹头溅落区域，我国打捞船已经做好回收导弹数据舱的准备。如果无法在数据舱到达后两小时内把它打捞出来，它将实施自毁。

　　远望号测量船率先捕获了导弹的遥测信号。

　　崔秉书 （时任测量船船队科技处副处长）：我们这个船叫长江一号，我们一发现目标马上就报告了，一报到首区去大家全都高兴了，放心了 。

　　此时，船上的人们甚至能用肉眼清晰地看到正在飞来的洲际导弹。

　　很快数据舱准确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数据舱上的染色剂使海水呈现一片翠绿色。航测直升机在两千米高度发现目标后，引导一七二号打捞直升机载着潜水员向数据舱落点飞去。直升机垂直悬停在离洋面30米的空中。

　　邓均照 （时任新华社记者）：那时候飞机在上边走，潜水员往那儿游很费劲，直升机的螺旋桨多厉害，他走一点儿都很费劲。

　　潜水员刘志友仅用五分二十秒就将数据舱打捞起来。本次任务的关键目标顺利实现。

　　臧发惠　（时任远望一号测量船船长）：这次任务完成以后，我们感觉到，太平洋有我们一席之地，这是强大的表现，是自信的表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

　　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表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防实力有了新的提高和加强。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诞生的一种新兴武器，是大国战略威慑力量的重要标志。

　　在1959年苏联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能技术后，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彭士禄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参加这次工作的人对主席这句话非常鼓舞，一定要有志气，要搞中国试的核潜艇出来。

　　彭士禄，彭湃烈士的儿子，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受命之初，他手里的参考资料仅仅是两张照片和一个玩具模型，核潜艇研制一开始就走上一条艰辛之路。

　　彭士禄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国防部）七院二十多个研究所都搞核潜艇惯性导航，陀螺仪，都全自己搞。

　　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在停顿了几年后重新上马。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有人认为，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采用的就是这种艇型。

　　而当时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的黄旭华等人则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因为这种艇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黄旭华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国外已经做成功了，我们就不必要再分三步去做。我们就是把美国的三步当成一步，一下子跳到水滴线型上。

　　聂荣臻专门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各方意见，然后明确表示：中国的核潜艇决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艇型定下了，核动力却没有着落，学核动力出身的总师彭士禄也没有见过潜艇上的核反应堆，这个问题困扰着他。

　　围绕着是直接在潜艇上建反应堆，还是先在陆地上建试验堆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彭士禄和一些技术人员支持建造陆上试验堆。

　　张金麟　（时任核潜艇设计师）：（在陆上建试验堆）非常必要，如果这些问题都出在艇上，在艇上修理，那个艇不定要泡在哪儿，泡多长时间，而且在艇上修理很难修。

　　1970年7月18日18点，启堆试验开始，8月30日反应堆主机达到了满功率指标。

　　张金麟　（时任核潜艇设计师）：当时我们都兴极了，因为谁都没干过。

　　庆功宴上彭士禄举杯必干，据他说那次少说也喝了一斤。

　　1970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核潜艇威慑力要凭借它携带的利剑---潜地导弹，潜地导弹要实现水下发射还要保证打击精度，这和陆地上发射的导弹有很大不同。

　　水下发射是潜地导弹研制的关键环节，导弹要在一种弹射状态下跃出水面。

　　邵发声 （时任某导弹发射基地工程师）：这样在1982年1月7号取得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冷发射状态固体导弹，就是地面把它推到空中以后，空中点火的成功。这样也算填补了我们国家这方面的一个空白。

　　水下发射存在落下来砸毁潜艇的危险，因此，必须通过弹射试验来检验。

　　1981年11月在海上成功进行了潜地导弹弹体模型水下弹射实验。

　　黄纬禄　（时任潜地导弹总设计师）：因为只有把模型弹在潜艇上面打好了，就可以保证我们导弹打的方式是正确的，这样才敢于把真的导弹放在潜艇上发射。

　　1982年10月12日，潜地导弹在渤海海域成功发射，标志着“三抓”任务的第二大战役胜利完成。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核潜艇要真正形成实战能力，还要经受一连串考验。

　　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进行核潜艇首次水下长航试验，最长水下连续航行二十五个昼夜。

　　1988年4月，为了检验核潜艇在深海的抗压性能，进行了深潜试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做深潜试验，下潜还不到二百米就发生了事故，一百二十九人葬身海底。

　　试验之前，参试人员都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他们有的甚至给家里留了遗书，有的唱起了《血染的风采》。总设计师黄旭华意识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在动员大会上他说：我们下去是做试验的，不是准备牺牲，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

　　黄旭华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底下一点声音没有都在听，后来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放心 我还有我们几个同志跟你们一道下去做试验，这一句话一讲，整个情绪就变了，然后（大家）就表决心，总师敢下去，说明这个事情不是冒风险，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试验开始了，六十二岁的总师黄旭华随潜艇一同下潜。

　　两个小时后，潜艇浮出水面，这张照片记录了试验完成后黄旭华走出潜艇的瞬间，那一刻的感受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法说清楚。

　　黄旭华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夫人跟我一个单位，她很支持我下去，因为总师不下去，大家思想负担这么重，你不下去，你这队伍怎么带，一直等到试验成功消息报回来，她哭了一场。

　　1988年9月15日，我国第一次用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取得成功。从1958年我国决定研制核潜艇，到这次试验成功，经过三十年的曲折历程，我国终于拥有了一支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核打击力量，在潜在的核战争中具备了还手之力。

　　我国实现第一次卫星通信

　　这是一次震动全球的外交活动。1972年2月21日，全世界观众在第一时间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手跨过太平洋握在了一起。然而，把这一新闻传遍世界的却是美国的通信卫星。事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我们也要搞自己的通信卫星。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曾经见证我国航天科技的众多辉煌时刻，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今天测控网建设，我国已建成陆海空天一体化的综合性航天测控网。

　　东方红二号通讯卫星发射的测控任务就在这里实施， 要完成对卫星的轨道、姿态和转速的精确控制，这些都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又一场攻坚战。

　　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给测控系统带来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中心计算机系统运算能力不足。

　　为此，我国试图从国外引进高性能计算机，但是，由于当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在高性能的计算机方面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而未能达成协议。

　　引进没有希望，国内自行研制没有结果，发射日期逐渐临近，技术人员只有在现有的设备上想办法，挖潜力。技术负责人郝岩提出用两台三二〇计算机和两台七一七计算机“捆绑”到一起提高运算速度的设想。

　　计算机联在一起后，由七一七计算机负责接收数据，三二〇计算机负责处理数据，奇迹般地满足了执行通信卫星测控的需要。

　　张爱萍后来视察时说，人要立功，机器也要立功。

　　1984年4月8日，经过改进的长征三号火箭携带卫星再次起飞，卫星在距离地面三万六千千米的远地点成功变轨，最终定点在东经一百二十五度赤道上空。

　　4月18日上午十点，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电话接通后，张爱萍扔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大声说：“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幽默地回答：“我这就派人给你送去！”

　　当天，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

　　至此，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史上著名的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卫星通信发射试验“三大战役”胜利完成。它是“两弹一星”工程的延续，是我国国防建设走现代化发展道路迈出的重要一步。

　　“八六三”计划

　　改革开放的中国刚刚展开腾飞的翅膀，席卷全球的高科技竞争已经拉开帷幕，高科技引起的发展危机，最早触动的便是军事科技领域这根敏感的神经。

　　1984年3月，国防科工委召开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对策讨论会；1985年11月，又召开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随后制定了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预先研究计划，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

　　随后，中央及时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著名的“八六三”计划。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全面展开。

　　通过实施“八六三”计划，我国建成了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研究机构和科研平台，攻克了一大批尖端技术和工艺难题，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我国军事尖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历史证明，谁拥有洞察未来的战略眼光，具备超前发展的魄力，谁就将拥有最蓬勃的发展和更远大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