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 核电“十三五”发展规划完成之日，正与《核电发展中长期拓展规划（2011-2020）》（以下简称“拓展规划”）结束年份相重，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2014年6月23日，国家能源局在京召开全国“十三五”能源规划工作会议，部署动员“十三五”能源规划编制工作。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吴新雄强调，要集思广益，听取专家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认真研究，统一思想、理清思路、突出重点、改革创新，编制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让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能源规划。笔者在本文中将主要结合对当前我国核电发展形势的分析，对编制“十三五”核电发展规划的难点及不确定性谈点自己的想法，参与讨论。

    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日本福岛核事故后进行的全国核设施安全大检查总结汇报，决定合理把握建设节奏，稳步有序推进核电正常建设。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在东部沿海成熟厂址上新建三代核电机组。“十二五”期间不开工建设内陆核电厂。会议原则通过了从2011至2020年的“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拓展规划”。其时，负责三代核电技术全盘引进的国核技对其总承包的国产化依托项目业已拖期的的建设进度盲目乐观，并且拍胸脯打包票宣称由，为主承担的其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国家重大科技示范工程CAP1400项目2017年建成发电。这些人坚持认为原定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2020年的目标可以提前5年实现。所以，拓展规划2020年投运机组容量目标确定为原来规划投运机组4000万千瓦与在建机组1800万千瓦之和，即5800万千瓦，在建机组装机则增至3000万千瓦以上。“十二五”核电发展规划的投运装机容量目标则定为4000万千瓦，在建机组容量2000万千瓦。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

    国产化依托项目4台机组全部拖期。其中三门1号机组，于2009年3月底正式开工，原定2013年底并网发电。三门业主预测其进度至少要拖到2016年底。为此业主被迫承担过百亿元的损失。起初两三年，由于西屋公司的为满足美国核管制委员会（NRC）的要求而进行的设计控制文件（DCD）数次升版引起的施工图纸出现超海量的设计修改是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现在则转为关键核心设备——屏蔽式反应堆冷却剂泵（又称主泵）研制至今仍未成功。不经过一个换料周期的实际试运行，让其潜在的问题得到充分暴露，谁都无法预计只经过区区数百小时性能试验的主泵实际运行究竟能坚持多久。另外，首次在核电厂使用的爆破阀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可靠性数据也是个极为头痛的问题。国家能源局主要领导曾明确表示，等核心关键设备问题解决后再开工其后续项目。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既实事求是，又敢于担当的领导决策。

    通过对AP1000技术的消化吸收，沿袭AP1000全非能动安全设计理念，国核技于去年9月完成了CAP1400的初步设计，用以承担国家重大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为摆脱西屋公司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缠，CAP1400的额定功率已增至1500MW。该功率大大突破了西屋公司对采用堆芯熔融物压力容器内滞留（IVR）非能动技术规定的功率上限。这个在国际上曾引发争论的重大安全问题，引起业内许多专家的疑虑与关注。王炳华董事长曾在能源局召开的一次专家会上当面指示728院院长派人向有关单位专家介绍其与高校合作进行的IVR工程验证试验研究，但时间已过去7个月仍无人落实，这个疑团至今未能释怀。据悉，石岛湾厂址的开工准备已经就绪，就等德国KSB公司专为CAP1400第一次研制用于压水堆的湿绕组主泵样机完成在中国台架上的性能试验，以及国家核安全监管当局完成对cap1400初步安全分析报告评审，经国务院核准后即可具备开工条件。

    福岛核事故后，中核集团科技人员，立志实现跨越发展，基于已掌握的技术，日夜奋战，于2013年4月率先独立完成了自主化三代压水堆机型ACP1000的研发。在国家能源局的导向下，经过16个月的艰苦努力，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达成联合机型总体技术方案，取名“华龙一号”。这种采用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先进安全设计理念的自主化三代机型，在今年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得到国家最高层次上的正式褒奖，并被核准建设“华龙一号”国内示范工程。5月7日，中核集团福清5号“华龙一号”首台机组率先开工建设。

    作为福岛核事故前已同意的遗留项目，红沿河二期已被核准并正式开工，田湾核电厂5、6号机组也将在年内核准放行。虽然我们已掌握了这种二代改核电技术，但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不能用于出口，国家能源局领导已明确表态，今后不再核准新建这类机组。环顾福岛核事故后的世界核电市场，已没有哪个国家还要建二代轻水堆机组。在福清5号“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已经开工建设的今天，当务之急是抓紧做好后续示范工程开工前的各项准备，研究如何更快推动华龙一号技术更快商用化成熟的途径。极少数人提出再建设一批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代改机组的提议完全不符合党和政府一再倡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不可能实现从核电大国成长为核电强国的转变，更与我们让“华龙一号”这样的自主化三代核电技术走出国门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根本行不通。

    现今我国大陆有投运机组23台，在建机组27台。尽管预计今年还会有数台机组投入运行， “十二五”核电规划的投运装机容量目标已不可能实现。前十年唯一大超规划指标的，是我国核电重大装备制造产能。原定规划指标是到2020年达到年产4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成套设备的能力，但在某些当年掌权者的忽悠与支持下，在两三年前这种产能已急剧扩张到年产10-12套，严重过剩的产能已成为企业和国家难以化解的大包袱。

    从上述分析可见，编制“十三五”核电发展规划的一大难点在于“十三五”规划目标的设定，是否要维持拓展规划确定、又在2014年发布的《能源战略行动计划》中重申了的努力目标。因为假定所有2014年底前已开建的机组都能在2020年底前建成，核电投运总装机容量约可达4800万千瓦。显然要如期完成拓展规划投运机组容量5800万千瓦的指标，还是个挺大的挑战。即使考虑首批引进三代机组建成后的续建，以及自主化三代机型示范工程将在“十三五”末剪成的态势，如果对其后续项目的建设安排没有新的思路，拓展规划制定的2020年投运机组加在建机组容量共计8800万千瓦指标的实现，仍可能要推迟。

    笔者认为，制定“十三五”核电规划还存在以下三个尚未确定之点：① 4台国产化依托项目机组何时能够建成试运行，这将决定AP1000续建项目的开工日期和规模；② 自主化三代机组的首堆工程预计大约在“十三五”末建成。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分析自主化三代机型的技术特点，抓住重点，创新思维，“十三五”核电规划目标可能会与核电拓展规划指标的差距相当大。③ 内陆核电这个影响我国核电今后发展的重大决策，能否在“十三五”期间放行。

    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逐一探讨这些不确定点的应对之策，提出“十三五”核电发展规划的定量指标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