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12时36分，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工业老领导、中核集团科技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

    1958年4月，彭士禄回国后分配到原子能院（所）工作。1961年，任原子能院（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1963年，彭士禄调往七院十五所（核动力研究所）工作。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让我们一同回顾彭士禄在原子能院工作生活的岁月，缅怀、送别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

我在原子能研究所搞核潜艇

彭士禄口述 杨新英整理

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资料图）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苏联毕业归国。

    回国伊始的他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搞屏蔽堆工作,获批技术六级工程师,并任俄语翻译。此时,国家正在酝酿一个与彭士禄专业有关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中央领导逐级批准了这份报告。自此,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列入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当时,中国研制核潜艇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技术转让和援助上。但是,早在1957年10月,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谈判时,苏联就拒绝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

    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提出的分工:原子动力堆由二机部负责。二机部就把这项任务安排到原子能研究所,刘杰向副所长李毅交代任务时说:“今后你们原子能所的‘能’组就‘能’在搞潜艇核动力的研究设计上。”原子能所设立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专门研究机构。在所长钱三强,副所长彭恒武、李毅的领导下,有连培生、屈志潜、赵仁恺、彭士禄、李乐福、韩铎等200多人参加,开始了潜艇核动力技术的攻关征程。

    当时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一个核动力研究室(47-1室),全面负责核动力的科研工作。该室50余人大多数都是刚毕业的学锅炉、化学、物理、自控等专业的大学生,除了五六个人懂核动力外,其余的完全不懂“核”。

    一天,副所长李毅把彭士禄叫过去,对他说:“士禄,我请你来,是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准备让你当核动力研究室的副主任。室里没有主任,一切由你负责。”

    当时评级很严格,评上技术一、二、三级才能当教授,四、五、六级是副教授,副教授不能当正主任。彭士禄回国后评上了技术六级,相当于副教授,所以只能当副主任。

    彭士禄问道:“我想知道的仅是我该怎么干?”李毅答道:“总的原则是卧薪尝胆,保存实力,使核潜艇核动力研究不断线,打基础,积蓄锐气,所谓‘潜龙在渊’是也。第一,带领大家学好外语,把国外的有关资料掌握起来,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第二,还要带着大家挖野菜,粮食不够吃,已经有不少人发生了浮肿。第三,你们每人每月只有五元钱,包括生活费和出差费等,要省着用。”

    彭士禄痛快地接受了,虽然副主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职位,但终究可以独当一面,有用武之地。为了核动力事业,他希冀的正是能在某个岗位上发挥出自己的专长。后来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出色。

彭士禄在工作（资料图）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态下搞核潜艇全靠四个字: “自教自学”。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

    “当时要搞核潜艇,谁都没搞过,见都没见过。我在苏联时也没有见过核潜艇是个啥玩意儿,也搞不清楚。但当时有个好条件在哪里呢? 我们要搞原子弹、导弹,我们找到了铀矿。有了铀矿就有了核燃料,这是个好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把铀分离得纯度很高。然而,造核潜艇绝不像敲一个洋铁壶一样,一个手工作坊就能做出来。”彭士禄会议上讲述研制核潜艇开始时的情况。

    “那时,最初的资料是五张照片,而且是模糊不清的五张外国核潜艇的照片。当时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它有核潜艇了,就绝对是最高的机密,基本上是封锁住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一名外交官有一次在国外逛商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核潜艇造型的玩具,他就高兴地把玩具买了回来。这个消息传到我们研究室里后,大家都非常兴奋,就硬把那个玩具要过来了。因为这个很逼真的核潜艇造型的玩具,能给我们很多的参考。当时,我们的技术薄弱到这种程度。5张照片加一个玩具模型,能看到什么? 实际上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感性的印象。到底核潜艇里头的核心是什么? 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它的‘心’,说白了就是它的反应堆,它的整个动力装置。任何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那就要借鉴参考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的东西。可是,你见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你怎么设计图纸? 因为当时信息不发达,图纸要靠手工画、手工设计,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怎么设计? 它由哪些部件组成? 有几个舱室? 外壳怎么样? 最后用什么助力推进? 靠什么通信? 配套设施工程如何实现?”会议当年研制伊始的情景,彭士禄总是思绪万千。

    当时条件很差,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 彭士禄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5门专业课。两年后,这些大学生们都成了核动力的专家,都姓了“核”。那时,大家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俩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大家就挖野菜吃。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生活上的困难,对彭士禄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他牢牢地记着蔡畅妈妈对他讲过的一句话: “打江山的是我们,搞建设要靠你们!”所以,他不觉得苦,他只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重。

工作中的第一艘核潜艇建设者（资料图）

    在潜心研究核潜艇动力装置阶段,彭士禄非常提倡研究室的人要努力学习,当时跟他一起在实验室工作的年轻大学生,后来成长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的黄士鉴说道: “当时对我们来说,彭主任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他总是在努力地讲课呀,准备呀,弄这个弄那个呀……总是睡得很晚。他总是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曾经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激励我们:你们应该屁股圆脑袋尖,屁股圆能坐得住,你不能像猴子似的,猴子不就屁股尖嘛,猴子蹲不下来,那就是说你们要相反,屁股要圆,要坐得住,脑袋尖,钻得进去,脑袋不尖是钻不进去的。这句话非常生动形象,使我受用一辈子。”

    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 彭士禄深知,研制核潜艇,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的知识。

    当年彭士禄带领的年轻人,后来成为核潜艇技术专家的焦增庚回忆说,当时彭士禄是技术六级,按规定享受专家待遇,可以住所里的专家楼,上下班乘班车。可是,他为了加班方便,自己放弃了专家楼的好条件,搬到集体宿舍,选了一位同样喜欢“开夜车”的同志和他住一个房间。俩人每天加班到下半夜,而且每天和大家一起从所里的南区走40多分钟的路到北区上班。他的行动,他对核潜艇工程的执着精神和坚定信心给了大家很大鼓励。47-1室的同志们在他俩的带领下工作热情都非常高,大家靠着对核潜艇事业的热情和顽强拼搏精神日夜奋发工作。早上,规定8点上班,可室里的同志7点钟差不多就到办公室了,有的学外语,有的开始搞研究、搞计算……晚上,差不多都要加班到快10点钟才回南区,很多已经结婚南区有家的人下班也不回去,而是在北区食堂吃晚饭稍事休息后就到办公室加班,甚至星期天很多人也到办公室加班。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每天早晨5点多种就起床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到夜深了还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彭士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事业心和主人翁的责任感,一边坚持科研工作,一边对专业知识不足的科技人员集中进行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知识培训,先后开设了核反应堆物理、热工、结构、自动控制和动力装置等课程,由他和留苏同学韩铎、蒋滨森、沈俊雄等主讲。此举培养了一批核动力科研工作的骨干力量,为进一步开展和扩大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彭士禄懂得,核动力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懂得内在规律,势必得不到工作上的自由。他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准着……

    当时,国内的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一种方案的计算,借助老式计算机要几个人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才能完成。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大家就是使用这样简单的计算工具对收集到的国外的数据进行反复验算、校核和修正。彭士禄领着大家动手建起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试验室,就连证实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这个极为精密的手段,也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全尺寸零功率试验装置。彭士禄亲自计算和校核了许多数据,经过选择论证,最终确定了中国自己的核动力装置100多个静态和动态参数。

    1988年，在我国核潜艇胜利完成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几位总设计师合影。赵仁恺（左一）、彭士禄（左二）、黄旭华（右一）、黄纬禄（右二）。
（资料图）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仅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里设了原子能专业。然而,即使设置了专业,师资仍相对匮乏,原子能研究所的许多专家和青年知识分子都被聘到这些大学里当兼职教授。

    当时的原子能研究所归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郭沫若聘请彭士禄为副教授,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反应堆理论。

    当时,彭士禄他们先在科大讲完课后,再回到原子能所47-1室给大家讲课,原子能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专业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彭士禄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从北京郊区坨里的研究室到位于北京长安街西面的科技大学,站在公共汽车上,肚子咕咕叫,但一想到为核动力事业培养人才,就挺过去了。当时,我们一边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课,一边给研究室里的同事讲课,核动力专业方面,我讲热工水力,讲了200多个学时,别人讲物理、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内容。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了两年,教材是自己编的,自编自教。”

    “那时,彭士禄老师讲的专业课是我们大学里最复杂的课程之一,他上课从不带讲义,不拿参考书,只拿几支粉笔。他写板书,长长的反应堆热工计算公式推导和数学计算,不看书,不抄本,准确严谨。他讲解的定义、公式、物理概念极为明确,整个章节讲解思路清楚,重点突出。他从不主张学生们死记硬背,而是提倡我们一要弄懂概念、道理,二要能推导、计算,三要有独立地运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已成为出色的核能专家的郝东秦回忆说。

    “那时的课堂气氛还非常活跃。彭士禄老师要求我们要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善于思考。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思考、思考、再思考……要像爱自己的老婆一样爱自己的书本。他充满智慧、幽默、轻松的鼓励,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

    这些受教于彭士禄的学生们,就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 那时,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渡过这段暂时的困难时期,努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争取早日使这一尖端项目重新上马。

    中国核潜艇现任总设计师回忆说:“当时原子能所有人提出集中搞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向国庆献礼方案。此方案以当时苏联列宁号破冰船为基础,以其技术、资料、参数来进行设计。这个参数的压力是200 个大气压,温度是300摄氏度,而当时我们国家别说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90个大气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制定了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两项方案:第一是搞调查研究,第二就是对我们这些人进行培训。

彭士禄（资料图）

    彭士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抓的这两项工作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需要的。后来的许多事实也说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彭士禄都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他敢于拍板、做决策。因为那时大家没有经验,当时的许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群众中的说法有各种各样,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分歧也很大,彭士禄每次拍板心中都是有数的。他拍板有时也会拍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他善于团结人,把一部分人吸引到他的周围,同他一起干。这批人在他身边给他当参谋助手,对他做的不正确的决定进行修正,再把他的决策推动下去。我们国家核潜艇搞得那么快,这在世界上是哪个国家都做不到的。这些成就,得益于彭士禄的指导思想。后来我们国家搞国内大型核电站建设,仍然是在彭士禄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所以,在整个核动力的事业中,彭士禄的足迹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只要按照他的路线走,才能走得快、走得稳,将事业推上去。而且,只有一步一个脚印、亦步亦趋地脚踏实地做工作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胆量和学识。”（文章来源：《彭士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