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壹  ||  作为技能人员来说，传承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支撑。就像我们的班组长，一般都是团队的灵魂人物，所有的重要活件儿的主操手的都是班组长，他们担负的责任也非常大。

贰  ||  我们确实面临全新的环境和任务。现在企业里设备的机械化程度更高，打破了过去的操作模式。产品和设备的更新换代也快，会产生新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步骤，这就需要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技能人才革新操作方法。

叁  ||  中国一重作为国家“一五计划”期间建设的企业，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是单用经济价值是衡量不了的。一重的很多东西是高精尖的，是别的企业干不了的。黑龙江在工业基础方面的积淀，不管是建国初期还是现在，都是走在前列的。这是我作为龙江人，作为一重人引以为重的，这离不开一重的贡献。

2022年国庆前夕，一部工业题材话剧《国之重器》，在北国黑龙江上线与观众见面，并引起了热议。这部讴歌新时期产业工人的话剧，核心剧情围绕着一次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塑造了鲜活的老技师、工程师和大工匠群像。

话剧再现了这样一段工业往事：在中国一重这个中国工业的摇篮，再次领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老、中、青三代工匠的共同努力下，715吨的五包钢水同时浇铸出炉，经过一次又一次完美的锻造，最终把18米长、500多吨重的转子轴心一次性打通，啃下了核电“转子”这块硬骨头。剧中主人公的一句话提纲挈领：“国之重器在一重，一重擎起民族魂。”

剧中往事并不如烟，现实中，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AP1000核电常规岛整锻低压转子，近些年打破国外的生产垄断，让中国核电工程步入了整机国产化的新时代。

核电站常规岛低压转子，是核电站发电的关键设备，对钢材冶炼、锻造要求极高，此前，全世界只有日本能够生产。为了掌握核电站建造的主动权，本世纪初，中国下决心实现核电站常规岛低压转子的国产化，而首套1000兆瓦的常规岛低压转子锻造任务，就落在了中国一重集团水压机锻造厂。

具体而言，锻造任务落在了万吨水压机的操作者手中。在中国一重水压机锻造厂车间里，有一台1.5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它20多米高，是一个有着3个工作缸、3个横梁、4根立柱的庞然大物，空中移动着一个10多米长、5米多宽的巨型铁剪，可以夹着烧得火红透亮的合金钢锭移动。

万吨水压机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承担的都是上百吨重、超大、超难的锻件制造，锻造车间十三个工位，二十多个工人必须统一协调，将几百吨重的大钢锭搓揉、锤打、挤压，使其乖顺地变形为轴、辊、筒、环等各类大锻件。其中，锥形筒体形状复杂，锻造难度极高，是第三代百万千瓦核电装备国产化进程中必须突破的生产操作型难关。

刘伯鸣，就是这座万吨水压机的操作者，他是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华龙一号”首批项目中，中国一重承制了3个项目6个机组的所有主要设备。

今年，我们到访中国一重，采访了刘伯鸣这位指挥着国之重器的大国工匠。

经济观察报：我对中国工业史非常感兴趣，中国在“一五计划”就建造了1.25万吨的水压机，那么万吨水压机的操作技术，应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积淀和传承的吧？

刘伯鸣：是的，那是中国的第一代锻造人，那是建厂初期他们付出和努力来实现的，像中国第一台核潜艇的压力机核心部件、第一台1150的粗轧机支撑辊，都是在第一代锻造人的手里实现的。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因为他们实践，才使我们很多产品不再受制于人。

像我的师傅范友国，他属于第三代锻造人，到我这一代是第四代，我的徒弟是第五代。对我来说呢，师傅范友国是第七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无论是我的工作历程，还有我的人生历程，影响是非常大。

作为技能人员来说，传承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支撑。就像我们的班组长，一般都是团队的灵魂人物，所有的重要活件儿的主操手的都是班组长，他们担负的责任也非常大。

经济观察报：说说你的师傅范友国吧，我想知道一种操作技术是怎么在师徒之间传承的？

刘伯鸣：说到我的师傅，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他带你的时候，他的手势以及操作技能，一开始学得都很片面，只能学一些花架子，感觉他的手势就像一种舞蹈，或是交通警察的指挥的一种程序。但其中的内涵是很深刻的，比如一点点地比划一下，就是操作量要轻，要光的活件，大压量需要重落锤，压下量需要大，压实锻件的心部组织。这些手势，你当时觉得很简单，其实这里的内涵是要用几十年去消化的。

我是1971年生人，18岁就进厂当学徒了，那时候还比较小，很多东西就只能看，也不会去深问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那么干。后来我总问师傅，操作用一台设备，为什么你和别人比划得不一样。

师傅就说，前进的过程中，要给操作者（司机）一个粗显的概念：要进这么大、还是这么大（用双手比划了大小两种尺寸长度），这是操作一种套路，操作的精度很不容易掌控，都是靠人的经验和技能，我让设备前进10厘米，他可能呼啦一下子进了半米，那你对生产的节奏就不易掌控。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也谈到了重型装备的进步，从“一五计划”到现在“十四五”规划，中国一重的装备水平、工作环境也发生巨变，是不是技术经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刘伯鸣：应该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现在随着企业的进步，我们的产品设备更新换代，很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我让他前进3毫米就是3毫米的前进量，压下量10公分能是10公分的压下量，过去的经验操作就淘汰了。

我师傅能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就是因为操作技能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它和每个人的脾气秉性都有关系，你只有综合到思维意识中去，才能摸索出你的套路来。照葫芦画瓢很容易，但是内涵的东西，需要几十年摸索总结，别人的操作方法不一定适合你，那就是说，师傅的方法，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后来师傅总跟我说一句话：不要原班照样跟我干活儿，照你自己的思路干去，举一反三，才能越走越宽。这方面师傅对我影响很大，我也始终遵循师傅的教诲，把这个思想传达给我们下一代的匠人。

经济观察报：我知道中国一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技术传承体系。听你这么说，感觉技术传承在精神层面的传续也十分重要。

刘伯鸣：在中国一重工作，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我师傅经常在干活之余跟我说，他说伯鸣啊，我们所担当的这种重任，可能你现在意识不到，但是我们所提供的产品，都是重大装备上的核心部件，干好干不好，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你拿什么开玩笑，都不能拿工作开玩笑，只有从内心深处喜欢上它，爱上它，才能干好，干到极致。

当时我觉得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他总说、总说，就进入我的思想意识里了。后来，我带徒弟的时候，也把师傅说的再说给他们，让他们感受老一代匠人的思想。我想这就是传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重能走到今天。

经济观察报：生产操作技术本身也要革新，而且革新还必须持续不断，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刘伯鸣：技术革新，以前对基层员工来说，根本没有提上日程，我们每天按部就班，按师傅传授的方法干，把活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好了。这种干法儿，随着企业的发展，装备水平的提升，局限性会逐渐显现。

你比如在我们锻造领域，要锻造一只普通的支撑辊，一般用75吨钢水可以干出来，过去我们很多地方得用78吨，多用3吨的钢水量，那就是1万多块钱的生产成本，你要追求技术规范，就能省下这一万多块钱。那么你再进步一点儿呢，或许用73吨也可以，又能节省近1万块钱，这就是需要我们技术人员做的。省下这些钢水有困难，那你解决困难，就需要创新意识迸发出来。

2014年，我们因为生产需要，成立了创新工作室，最早的时候进行小改小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五小发明”，为节能增效提供新思路，比如说快取料、快装、快吊，就算是精简了坯料的运输过程，也能带来效益提升。有了这些小创新、小改革，没准儿就会有个大创新。

2019年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协会二等奖，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课题，它创造了非常大的效益。加氢反应器过渡段与邻近筒体合锻，最早生产这个产品需要237吨钢锭，通过这几年的总结，我们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一起研究，产生了新的思路——“合锻”，以前要锻造这个产品，加工余量非常大，因为活件是斜锻的，直锻部分再加工成斜锻，加工余量很大，切削量很大，生产周期也长，通过合锻这个技术创新，这个活件就接近了产品尺寸，加工余量非常小，生产周期还缩短了，而且一件变两件。

我们提出思路后，跟研发部门商量它的可行性，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在实验中反复尝试，最终把这个事儿干成了。后来锻造这个产品就从237吨钢水锻造一只，变成了270吨钢水锻造两只，节省了大量的钢水和工时，这就是创新和创效。截至去年，仅此一项创新产品，为公司增加1.23亿元生产效益。

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我们工作室共有86项创新，这些或大或小的创新，都能创造价值，有一些不光是节能增效，还解决了卡脖子技术。例如锥型筒体的锻造，我们的“加氢筒节减余量”创新，通过减少火次来降低能耗和工时，节约一个火次就能减少9小时，一个火次直接和间接创造的效益是28万元，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一共干了500余件的加氢筒节，这对能源的节约是非常巨大的。

经济观察报：创新研发从图纸落实到产品，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应该说你这一代人跟范友国师傅、或者再往前的几代人相比较应该明显不同，因为高端装备的智能化水平换代了，是不可以说你们现在所面临的技术革新任务是全新的？

刘伯鸣：我们确实面临全新的环境和任务。现在企业里设备的机械化程度更高，打破了过去的操作模式。产品和设备的更新换代也快，会产生新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步骤，这就需要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技能人才革新操作方法。

我们这一代已经产出了很多新的操作方法，比如攻坚克难的锥形筒体的操作方法，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叫刘伯鸣同步操作法，以前这个活件的质量不稳定，通过我这个方法固定化之后，百分之百产出合格的产品，个别已经进到优级品。

对于极限锻造和超能锻造的产品来说，这种操作方法能满足高质量的要求，那固定下来后，操作就更快了，质量更稳定了。虽然是我的操作步骤，也需要研发部门的认可，得通过探伤设备检测，再经过论证，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工艺要求，也满足用户需求，这就是成功了。

我们创新团队里都是一线的技能人员和员工，近39人。我们每月底都在这个屋里把年初创立的创新课题以及新的操作方法跟大家分享。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技能宣传出去让每个人去掌握，共同进步，推动企业发展。质量是企业发展的口碑，一旦把质量的品牌打出去，随之而来的就是用户订货。满足用户需求，达到要求并高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这就是我们一重能做大做强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愿意学技术的，钻研技术的劲头也不够，你现在作为锻压厂的副厂长，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啊？

刘伯鸣：这个问题说心里话是一个难点，也是痛点。特别是对于技能人才来说，我们的工作环境属于高温环境——1000多度的高温啊，很多孩子都受不了这个苦。这就需要我们做出引导，说明我们这个行业、这个企业的重要性，让这些孩子们有大致的概念：从我手里出来的我锻造出来的产品，能对国家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国际上有什么影响，要从一点一滴去灌输。

我们从三年前成立“工匠讲堂”，把新生代的孩子都拢到这儿，把我“从学徒走到今天”、近几十年的所思所想讲给他们，每周还会有具体的汇报和总结。目的就是说要把国家制造业的重要性都灌输给这些孩子们，告诉他们有一技之长可以走遍天下。中国一重人，特别是锻造人，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许多退休的老职工，会被很多企业用高薪返聘，这些事例足够能督促他们努力学习。

作为我呢，不论徒弟也好，学员也好，哪怕是没留住，也希望他不管去到别的什么岗位上，无论是学到的技能还是传承到的思想，都会帮助到他。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还带着徒弟吗？怎么带徒弟？

刘伯鸣：我现在带着4个班组，不直接带徒弟了，但四个班组带着28个人，这28个孩子也可以说是我的徒弟，一般我会从这里选一些技能水平比较全面的好苗子，让四个班组长直接带。这样能更高效地发挥这些班组长的价值，其实对于一个好苗子来说，你要是把四个班组长的方法和步骤都学全了，融会贯通总结成自己的，那你就能超越这四个人，成长是更快的。

我能做的，就是利用兼职工会副主席的身份，讲一些自己的成长史。工匠讲堂以前每个月讲两次，现在可能两三个月给孩子们讲一次，生产管理各方面占得时间多一点，跟孩子接触的时间相对少一点，但是他们都管我叫刘叔，我们处得像父子似的，可以直言不讳地交流。

现在很多孩子被输送到各个优秀的岗位，有优秀的班组长在带，按将来的班长和副班长的标准在培养。孩子们现在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有两个孩子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除了经验不足，已经能满足副班长的职位要求了。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优秀的班组长了。

经济观察报：我知道中国一重一直在服务于国家在建的一些重大项目，目前你和团队主要在攻克什么技术难关？

刘伯鸣：中国一重有一些高精尖的、超极限锻造的产品，这些产品还处于研发攻坚阶段，属于专项产品，目前还不能说。总的来说，攻克难关，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那你做起来的话就一系列的事儿，生产工艺部门要和技术研发部门密集碰撞。

超极限锻造的很多产品有个特点，它都是独生子，一件是一件，每生产一件，都需要单独设计工艺，创新操作方法，有一些可能用现有设备难以满足操作要求。

经济观察报：除了服务重大工程，你这块是不是也有一些民用装备在生产，我看到的风机轴是属于标准件了，那是可以批量化生产的。

刘伯鸣：对，风机轴以前是单件小批的产品。通过我们摸索创新，从最初的一天生产四支，到现在一天可以生产十支，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们创新所获得的成果。而且能批量化的产品附加值高，我们的经济效益会更好一些。

经济观察报：近一两年中国一重进入了经济效益相对好的时期，国内目前重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你同时还是副厂长，那么公司对你有经济效益的要求吗？

刘伯鸣：要求谈不上，我就是个一线职工。我以工人的身份被选到副厂长，最大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把员工的声音快速反馈到管理层，解决员工的困境。近几年企业的效益好了以后，员工的薪酬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一重集团出台了很多政策，对高技能人才给予奖励。

像刚才提到的黑龙江省劳动模范，是我们公司级的大国工匠，但是需要一年考核一回，看看是否符合大国工匠的要求。大家都有机会去争取这个奖项，对大家学技术，创造效益是一种激励。

经济观察报：中国一重从创立到今，一直扎根在黑龙江，你作为黑龙江技术工匠的代表，觉得黑龙江在这方面对于全国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刘伯鸣：中国一重作为国家“一五计划”期间建设的企业，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是单用经济价值是衡量不了的。一重的很多东西是高精尖的，是别的企业干不了的。黑龙江在工业基础方面的积淀，不管是建国初期还是现在，都是走在前列的。这是我作为龙江人，作为一重人引以为重的，这离不开一重的贡献。

所谓人才激励就是从国家到地方再到企业，看到人才流失了，为了挽留高技术人才而出台相应政策。这些已出台的好的产业政策，激励着我们员工，也让老百姓越来越认识到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一个核电站的发展，可能因为一个环节干不出来，就运作不起来，但我们一重的技术骨干干成了，这就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你还兼任着黑龙江省总工会的副主席，现在是不是也在参与一些省总工会对技能型人才的产业政策？

刘伯鸣：我作为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能做的就是运用技能人才的话语权进行汇报，把握座谈时与省级领导会面的机会，把我们基层一线技术员工的思想，上传给领导层，使他们最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的动态。然后再经过调研核实，出台一系列好的政策，激励创新，促进传承，留住技能人才。让国家听到我们一线操作者的声音，为国家发展，龙江腾飞，以及一重的高质量发展尽我们技能人才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