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少年时代
彭士禄

记录者附言：解放初期，笔者在潮安县采访，曾得知著名的澎湃烈士有个儿子彭保禄（后改名彭士禄）少年时期流落在潮安、金沙乡一代的曲折经历。当时因彭士禄同志远在苏联学习，回国后又在北方工作，故一直未能亲闻其详。一晃30年，1981年下旬，广东省纪念澎湃诞辰8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和海丰举行，彭士禄同志应邀参加这次活动来到海丰，，笔者有幸  会，得与彭同志见面，应笔者要求，彭同志忆述了青少年时期的历程，笔者终于了却一番心愿，而且得到一番不寻常的启示-----革命先烈为人类解放流进一腔鲜血，他们的亲属和厚道。也经受了多种多样的磨难，作出各种各样的牺牲，而活着的革命者、革命的同情者和广大群众总是生死相护只有叛徒和反动派才黑着心肝继续加害。-----------
       由于事隔数十年，彭同志当时年纪小，有些事情记得不准；有些事情则不是他当时所能知道的；有些事情在采访中未能问明，故记录当时有挂漏模糊之处。但许多重要事件和细节，彭同志在忆述时却历历如在眼前，印象十分深刻，笔者事后查证了一些历史质料，访问了当年曾在桑浦山参加武装斗争的许日新同志并将记录稿分送当年曾与彭士禄同志同囚在潮安监狱的刘斌同志和曾与彭士禄同志在澳门家中一同生活过得他的堂弟彭朝同志，还请蔡起贤老师从金沙乡查证了一些资料，得到上述同志的帮助，对其中一些事实作了注释。
本文题目和分题为笔者所知。

 一、“我有许多爸妈”！

        那时，大概是1931年秋天，我六七岁了（士禄同志出生1925年------笔者），我跟祖母住在香港。有一天，我七叔（即彭述烈士，1933年牺牲在大南山--------笔者）来带我出门，我不知道要往哪里，结果是坐船带了汕头。我没带行李，手里拿着把雨伞，跟着七叔上了岸，步行到庵埠附近一个小村。那时有铁路，这个村距铁路很近，我们进村后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里面聚集这二三十人，有带驳壳枪（盒子枪）的，有人躺在床铺上。不久，七叔对我说，他要去“出恭”（海丰话“大便”的雅称），一去就没有回来。我不见七叔，变哭起来。叔叔们哄我，带我住到一户人家里去。住了一个礼拜，有转到另外一家去，因为当时当地要查户口，我便一家转一家。到那一家，都认家里人作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士禄同志笑着说）所以，在潮安那里，我有许多爸妈。后来，我又转到金沙乡（沙陇）不远的一个村里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常住在山上。从山下上山经过一条用很多石条铺成的石径。（许日新同志说，可能是横陇径，当时石径上有个交通站。）这个“山顶阿妈”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便独个儿玩，做游戏，上山拔上草给“阿妈”作柴烧。“阿妈”也常带我下山。他叫我保禄（保禄这个名字是天主教的名字，是在香港时五叔彭泽给我起的）。记得有一次下山时在石径上见到一具男尸，我很害怕。我在这位“山顶阿妈”家住了几个月，有被带到另一个村去，寄托在一户农民家中。这个村很大，有楼房，有大池塘。这户人家以打鱼为生，我常跟着打渔。不久，来了一个人（便是后来我长住他家的陈永俊）领我到金砂乡的新乡陈村隔邻的杨姓小村。这两个小村挨在一起，我住在村尾。杨陈二村隔着一条小河，河里备有一条小船过渡，可以来来往往。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两个人，黑黑的；另一个是矮个子（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带来一些衣服给我，并告诉我，要带我到苏区去。当时预先就布置好了口供，要我认我住的这家杨姓主人为父亲，认他的儿子为哥哥，其余同行的人都不认识。我们下了船，船上有鱼网。我们的小鱼船沿小河下韩江。船上只有我和“父亲”、“哥哥”，还有那两个要带我到苏区去的“客人”。

二、留隍被押

        我们沿韩江备受来到留隍，岸上国民党军队的哨兵发现可疑，招我们的船靠岸检查。船搁浅了，又叫我们推船靠岸。两位“客人”在下水推船之前，特地告诉我要记住口供。船受检查时，国民党兵在船舱壁的灰里挖出了字条。之后，二位“客人”和“父亲”、“哥哥”4人被抓去了。船里存下我一个人，。我便哭着叫起爸爸、哥哥来。（据许日新同志说，这位“父亲”叫杨嘉清，“哥哥”叫杨阿孙。他们父子经常出海捕鱼。杨嘉清后来在大寨黄  巷战中牺牲。）当时是上午10时左右。中午我没有吃饭。哨兵来哄骗我，问我那两位搭船的是什么人，要去哪里？我说不知道，不认识他们。哨兵哄我说：“你说，我给你饼干吃！”我说：“勿，勿”（不要）便哭起来。
      下午，约四五时，“父亲”、“哥哥”被放回来了。两位”客人”没有回来。（后来，在延安，古大存同志告诉我，那高个子是徐国声，矮个子是林更，7日后在梅县被国民党枪毙了。）（据海丰县红宫烈士资料介绍，徐、林两位当时均为东江特卫负责人，1933年末同赴瑞金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途径    隍，遭敌逮捕，在梅县壮烈牺牲。------------笔者）

三、姑妈待我胜亲儿

        船夫“父亲”带我回金砂乡来，这次住在陈永俊家了。（陈永俊当时为朝澄揭边县委上莆区委委员，后在战斗中牺牲。-----笔者）他家有母亲（潘舜珍），我认作姑妈，有妹妹，比我大三岁，我叫他姐姐。陈永俊在外搞革命活动，经常每月只回来一二次，都是晚上回来的。回来时，敲门用暗号。我们住的这栋房子有三间，正厅摆着神主牌；对面房是陈永俊的一家近亲；旁房住他的姨母。姨母的儿子也参加红军，一直没有回来。（据许日新同志说，他叫陈俊，参加东江红三大队，后在福建牺牲。）我在陈永俊家住了一年，而且念书。这是我读书的开始永俊有一个堂弟叫陈永辉，比我年长一二岁。我跟他很要好，一起上学和放牛。永俊回来时带着枪，有时给家里一点钱。他叫我唱红军歌，我便唱给永辉听。因为唱红军歌，我才知道在大南山有个革命根据地。不久，当地有个恶霸被红军捆绑在麻袋里去了，人们说是永俊干的。自此永俊少回来了。那时家里生活艰苦，我便学绣花、赶鹅。可是妈妈很爱惜我，难得家里有个鸡蛋也让我吃。过年过节有鹅肉时，让我吃肉，让姐姐啃骨，逢乡里演戏，还给我几个铜板。有一次，因为姑妈让我吃肉，姐姐啃骨，姐姐觉得不公平，姐弟俩吵了起来，还打架，姑妈拿起赶鹅的柱枝便去揍她。当时，我等着挨揍，可是姑妈不打我，一旁教育我：“阿弟，不要跟姐打架。你姐有什么不对，你告诉我，我来教示她。”姑妈这么说，我感动的哭了。因此，我就不再和姐姐吵架了。不久，哥哥永俊又回来一次，带给我一件毛衣。姐姐没有毛衣，我便让给她穿，她很喜欢。乡里演戏时，姑妈给我四个铜板我也分一个给姐姐，或一同买杨桃、乌梨吃。

四、第一次被捕

        那时，常有些人来家里，有一个是曾当过陆慧县委书记，当时他任东江特委巡视员，叫陈醒光。他经常来，都是在晚上。白天则住在楼棚上不出来。
        到了193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过了节，16日天快亮时，突然，我家被国民党包围了。也不叩门，等我家一开门便冲进来，将我们赶出门口。这时，我才看清陈醒光已穿着国民党军装，还 “精神带”。他带我到对面门口，问我：“你哥哥到哪里去了？”“过番去了”。（当时，我们在家里已经编好了口供：有人问起我哥哥，就说过番去了。若问起我，就说是姑妈的侄子，因父亲母亲逝世，没人养就给姑妈收养了。）陈醒光说：“你老实告诉我，枪毙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有枪！”他又说：“你认识我吗？”“不认识。”“可我认识你。你是彭湃的儿子，天主教徒”。这是，我完全清楚他“反水”了。
我同姑妈一同被抓住了。同时抓去的还有堂兄永辉的父亲和姑妈家的亲人（当时国民党实行五家联保）。到乡公所住了两三天，匪军用竹签打大人，但对姑母和我不用邢。后来，我和姑母被押赴潮安县城。姑母是小脚的，路上走不动，匪军便用驳壳枪揍他，催他快走。过了两个车站，便到达潮安县城。我和姑妈被押进监狱。我也被押进女牢。在女牢里忽然见到那位“山顶阿妈”。她一见我便问：“阿弟，你怎么来了？”他跟我姑母不认识，姑母也不跟她讲我住在她家里。这是，在女牢里，我有两个妈妈一起坐牢。
        我们女牢对面是一长列男牢房，中间有一小片旷地。男女牢相对可以打手势，传递信息。女牢里有个麻脸大姐，她常坐在门口，跟男牢的人打手势。她叫我唱红军歌。她见我穿的破，便同男牢女牢联系凑了钱，给我做一条红格布裤，一件蓝方格上衣。（据汕头离休老干部刘斌《狱中斗争记》说，彭保禄和他的姑母进牢时，衣衫褴褛。当大家知道他的身份后，都很关心他，发动了一次自愿捐一个铜元运动。全监300多人，共捐近10元，都交到女仓，买步做了一套衣服，存下的交给他姑妈。）

五、在石炮台牢里

        有一天，忽然有人带我出牢。我见只押我一人出狱便哭起来。我被缚着，押我的是个军官。一路来到火车站，路人感到奇怪，都看着我。我被押上火车。路上，军官也不说话。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到汕头后，在一个地方（可能是警备司令部）住了两三个月，里面有许多“红小鬼”，都是十七八岁的。那时，接近冬天，我身上长了跳蚤。不久，被转到海边的石炮台监狱去，里面也有几十个红军小孩，有男的有女的，我最小。每天放风，我见到一个老头子爷爷，胡子很长，他单人住一间房子，常带我到他房里看书画。他是有钱人，桌上有糖果，常拿给我吃。当时我满身生疮疥，披着麻袋，睡在地板上。一天，牢里进来一个人，镶着一口金牙，满脸红光，整齐的头发，打扮得很漂亮，像个职员样子。他进来不久就被一个难友打得将死，扔在屎桶边，快断气时被弄走了。
        有一天，管事人叫我出去，给我照了个全身照。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承认姓陈，叫陈保禄。自潮安到汕头，一直没有问我什么话。（1956年，我从苏联留学归国，我七婶杨华给我寄来复制的这次反动派给我拍的照片，在当时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中刊登出来，《广州民国日报》也登了，不过存了半身照，报上刊我的照片在中间，两旁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等文字。）在石炮台牢里，生活很苦，饭里夹砂子，菜含虫子，几乎没有油，故饿死病死很多人。死了的人便被抛到海里去。

六、在广州“感化院”

        过了几个月，石炮台里几百难友被押上轮船，载到广州“感化院”。我也被押去了。据说，这些人是次犯。
在“感化院”，每星期一清早就背“总理遗嘱”。平日上课，女教员给我们小孩子班讲三民主义，在那里吃得稍好一点。但当时我差点病死，瘫痪了，我是爬着走路的，以致后来有些后遗症。
        当时我结拜了一个哥哥，十六七岁，听他说是红军号兵。他向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七叔彭述在大南山牺牲的情况是他告诉我的。我哥哥陈永俊牺牲的情况也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哥哥是在一个村子里被围战死的。哥哥同其他红军战士10余人被包围后发生战斗，其余的人冲了出去，哥哥没有冲出，守在房子里与敌人对打，弹尽牺牲。这位新结识的哥哥约我将来出狱后一同到他家去。他给我画了一张他家乡的地图。他家乡有一座山。他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走法。
        在感化院住了一年，我们被集体释放了。我带个藤蓝子，放了些衣物，和结拜的哥哥等一大群人被押上了轮盘。船在香港海面停了一夜。本来是可以溜走的，但我举目无亲，不敢上去。隔天，船就到了汕头。

七、又回到金砂乡

        船到汕头，国民党就不管我们了。我提着小藤蓝，随人群一窝蜂上岸，人多我个子又矮，要找那个结拜的哥哥也找不见了。我举目无亲，要往哪里去呢？因为汕头我曾来过，还有点印象，便寻路奔回金砂乡。回到家里，姐姐不见了，姑妈还在狱里同有放出来，只有永俊哥的婶母在求乞过日子。她见到我回来，又欢喜又为难。当时我只有这一个不认识的亲人了。我没有地方可去了。我将两元谴散费交给她，就跟她去要饭度日。过了些日子，她说这不是办法，便带我去投靠同乡姓蔡的大姐夫。（据汕头蔡起贤老师说，些人叫蔡锦清，后全家人饿死，只存下女儿杨桃流落福建，到今无消息。）“大姐夫”家门口有个大池塘，院里住着好多人家。他家5口人，有母亲、“大姐夫”夫妇和1男1女，加上我共六口人。“大姐夫”是打石头的，生活很艰苦。我每天上山割柴草，沙粗石尖，没鞋穿，我不怕，练得脚板皮很厚。我还学会了绣花帮助家诞赚点收入。“大姐夫”在外打石头回来就带我到潮安狱里看望姑母。我们带去煮熟的鸡蛋和发酵粿。姑侄相见，又高兴，又难过，总是大哭一场。

八、第二次被捕

        在“大姐夫”家里住不上一年，到1936年夏天，某日，乡公所突然来了几个兵，又把我抓走去了。这次，我进了潮安监狱的男牢。有些难友见到我又被抓进来，觉得奇怪，来问此问彼……

九、在公堂上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姑母被押到公堂上。我抬头，发觉堂上坐着一位老太婆，我认真看一看，却是我的祖母。（原来，在我第一次被捕后，他从报上知道了我的情况，就没法前来营救。我到了广州感化院，因感化院有天主教的人协助办，祖母是天主教徒，他便通过这层关系，要求释放我出去。当时接头人说不久要释放了，等释放时便接去，但当时要释放时又联系不上，我便被押回汕头来。这一次，他又得到了消息，寻踪来到汕头，找到了民主人士陈卓凡，通过他的关系来释放我，但要经过法律手续。）堂上坐着法官，照章问明各人身份后，祖母指着我，说我是她的孙子。姑妈潘舜贞不同意，说：“他（指我）是我的侄子。”法官指着祖母问我：“她是不是你的祖母？”我明知是我的祖母，但我怕一认，我走了，姑妈日后谁来照顾呢！所以，我回答：“不是！”祖母说：“我有证据，我孙子右脚大趾顶上有指头大的血痣，一戳便变白，一放又回复血痕。”众人一听，都围上来察看，果然是真。但是姑母仍不承认。姑母不认，我也就不认。所以第一堂没有结果，仍押回牢。趁押回的机会，姑妈靠近我身旁说：“她是不是你的祖母？不要受骗。如果是，就要认，回去还可以读书，但不要忘记我。”我说：“是真的。我出去后，将来养你。”姑妈说：“是真的下次就坚决认。”
        过了几天，第二次上堂法官司再提问时，姑妈不吭声，我便认了我的祖母，姑妈也同意让祖母领我回去。这时祖母满眼滴泪，千感万谢我的姑母，将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给姑母。
        我就要离开姑母了，看看姑母又要被押回牢里去，“噗”地一声，我在姑母跟前跑了下去，姑侄俩抱头大哭。因为案已判决，只好含泪忍别，随祖母走出公堂。我随祖母赶快坐上火车来到汕头，住进陈卓凡先生的家，随家给我换了新衣服、鞋子，修修洗洗，并吩咐要迅速离开汕头。

十、又到了香港、澳门

        祖母讯速领我上船离开，来到香港、澳门。在澳门见到了七婶杨华。我告诉她在感化院时听到七叔牺牲的消息，大家十分悲痛。虽然，我家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人。（自1928年至1933年，彭湃烈士一家为革命而牺牲7人，病逝1人。计二兄彭达偶，三兄彭汉恒，七弟彭述，彭湃及夫人蔡素屏、许玉庆，侄儿彭陆；长子彭降仁则病逝于上海；许玉庆所生两个儿女不明去向。——笔者）在澳门我住七婶家里。当时她在柯麟同志家打工（柯麟同志当时以医生身份在澳门开办医院）。我又有机会念书了。这是1937年。后来，我又到香港跟祖母住在一起。那时她已60多岁了，经常闹腰痛，我就给他捶腰。她信天主教，我也跟着信天主教。五叔彭泽在香港教书，任中文教员。一家生活很苦，但我还能在香港念了两年书。

十一、到东江纵队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我经常了解到东江纵队的情况。我有位堂哥彭雄在“东纵”。我想到“东纵”去，但祖母不同意。1939年秋，祖母回到海丰去，将我寄托在彭泽民家（彭是农工民主党主席，当时在港挂名当医生）继续念书。但我跟彭科（彭湃的二哥彭达偶烈士之子，“文革”时在海丰惨遭杀害——笔者）秘密商量离港参加“东纵”。那时我才14岁。我们商定后，将课本卖了，偷偷跑到深圳去。在过九龙的船上，我们正愁到深圳后路怎么走？说来也巧，当我们悄悄商量时，被一个老太太觉察到了。她见我们两个学生弟可疑，问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说要到东江纵队去。老太太说：“小弟弟，你们别这样说，跟别人不能这样说。我的孩子在那里当号兵，我也要到那里去，你们跟我去吧！”就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了惠阳的坪山，找到了彭雄，让我们当了特务队员。从此我就不信天主教了。

十二、到重庆后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

        在“东纵”半年，上级派人来带我回香港，住到连贯同志的家里去。过了一段时间，上级又派龙飞虎副官来接我去重庆，还说要我去延安。我知道，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亲切关心。我随着龙飞虎副官司辗转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留着很长的胡子，穿着夹克，见到了我，凝视了一阵子，拉着我的手说：“终于找到你了”。(未完待续)